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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缺陷，全球经济拴在美元身上，就相当于拴在美联储与美国政府的道德裤腰带上.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23日公开发表文章，提出应该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具体内容包括，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

    这一番言论捅了美国的马蜂窝。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称，全球投资者将购入美元视为安全投资，而美国经济则更为稳健。他对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创立新的全球货币形式以取代美元的建议表示了怀疑，“并不认为有必要设立一种新的全球货币”。在4月初的G20峰会上，他希望达成的目标仅限于，全球富裕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应传达需要采取行动解决全球经济萎缩的决心。

    美国财长盖特纳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明确对让美国弃用美元转而启用某种世界货币的提议持批评态度。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这位克服美国上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功臣，虽然批评美联储制造通货膨胀风险，却表示中国声称自己“现在持有所有这些美元是不是有些糟糕”的说法有些虚情假意。中国持有美元是因为他们选择了购买美元，中国不想抛出美元是因为不想让人民币贬值。

    从这番言论可知，美国并不想承担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责任，从格林斯潘到沃尔克，均把责任推到了储蓄过多的经济体头上。他们不愿意放弃哪怕一丁点的美元铸币税，只希望其他国家拿出更多的外汇储备，实行更多的激励政策，“共度难关”。说得直白一些，美国希望其他国家拿出钱来一起替金融危机买单。对于此前欧洲提出的改革方案，以及此次中国央行行长提出的改革方案，统统不予理会。

    美国作为拥有铸币税特权的超级大国，已经成为国际货币市场最大的既得利益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大障碍。

    所谓美元债券是安全资产纯属以势压人，美元债券之所以安全，就是因为美国拥有全球铸币权，诺贝尔经济学将获得者克鲁格曼称，美元债券之所以安全，是因为美元不能倒，否则全球经济一起完蛋。资本市场专家、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近日参加《华尔街日报》金融创新未来会议指出，历史上实际至少有过一次美国债券大幅缩水的情况。当罗斯福总统使美元与金本位脱钩，单方面对美元实行贬值后，美元债券的价值损失了约75%。现在，是美元的又一次大贬值时期，美国要填满50万亿美元以上的衍生品黑洞，基础货币印刷得增加几十倍才行。全球美元资产持有者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受害者。

    周小川提出的方案寄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良和做实特别提款权上，只是现行制度的改良，并非倡议对现行货币体制的革命，所以不存在“终结美元时代”的问题。

    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特别提款权也称“纸黄金(Paper Gold)”，其定值标准从最初的与黄金挂钩转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美元在一篮子货币中一直居于占比40%的主导地位。扩充特别提款权的提议，既能使各国货币的地位得到及时认定，也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是兼顾各方的改革方案。

    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每况愈下，如果国际主要金融组织任何决议都必须听命于美国财政部，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将越来越失去信用，当这些组织向全球各国要求注资时，必须听一听全球激烈的改革呼声。

    此次金融危机显示全球货币体系的失衡已经难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美国的贸易赤字和亚洲美元、石油美元，显示危险的平衡摇摇欲坠，对各方无益。周小川行长并不是替人民币立言，而是替所有美元持有者立言。如果美国拒绝，他们将在未来付出更惨痛的代价，而人民币只要在国际化之路上稳扎稳打，赢得更多的信任，配置更加高效，未来将大有可观。

    无论美国态度如何，无论改革方案如何，国际货币体系必须改革是大势所趋，这取决于货币背后的经济实力与货币信用。周小川的呼吁是明智而及时的，正像中国平安维权一样，保障发展中国家与非铸币权国家的权力，只能靠这些国家自己。

注：此时必须站在国家立场上，不然日本的今天就是中国未来，制造业再好也没用。幸亏中国有内需市场，如果继续盯着国外市场，结果比日本更惨。日本工业化完成了，中国差得远。
    美国公布的2月份经济数据均好于预期，难道是1月份数据太差，还是因为美国需要好看的数据？

 超主权货币锚住什么 (来自新浪 清议的BLOG)

赶在伦敦20国金融峰会之前，中国亮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底牌。这就是周小川的所谓“超主权货币”。

如小川同志所讲，“超主权货币”这一提法由来已久，70年前凯恩斯就曾主张推翻以主权货币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改为锚住由30种主要商品构成的国际市场一揽子商品价格。

我要纠正的是，“超主权货币”的历史比小川同志所说的还要长。到底有多长，小川同志自己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以得出答案：由于白银与黄金都是超越主权的货币，因此，银本位和金本位，都是锚住“超主权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起码可以将“超主权货币”的历史上溯到14世纪。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国际货币体系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超主权货币”，并且直到主权货币成为世界货币之前都是如此。

小川同志一定不是主张国际货币体系倒退回金银本位的时代，但从他以颇为赞赏的语气谈论凯恩斯的“超主权货币”方案来看，他并不清楚国际货币体系一以贯之的改革路线。

在很大程度上，白银之所以从17世纪开始渐渐退出国际货币体系，是由于此前出现的白银供给快速扩张随着北美和日本的白银产量减少而结束。金本位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世界黄金产量出现了历史上最强劲的增长期，另一方面是黄金的价值量远远超过了白银，由此解决了储备货币供给不足与世界贸易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

到19世纪末出现的黄金汇兑本位制，是对以往的“超主权货币”的第一次否决。尽管此时的黄金并没有彻底退出国际清算体系，并且依然是重要的储备货币，但国际货币体系还是由此进入了由主权货币及主权国债务

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其中的原因依然是“超主权货币”的供给不足。到20世纪初，与当年的白银情况相类似，世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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